写在前面：

   近日，“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举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侃，凭借论文《翻译和阅读的政治》，荣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是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一个文学批评类的学术奖项。这个奖项每年由若干学术期刊的主编或编辑提名，最后由十四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投票选出五名获奖者。迄今已颁发了三届。

　　《翻译和阅读的政治》通过对中国当代小说向西方译介时的若干有意味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被以“西方”领衔的“现代”所塑造，在创作、阅读和批评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唯“现代”是求的局面和现状，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普遭漠视。

　　王侃的研究兴趣，一直以来都集中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以及对一些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读。近年来也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问题。

非得向狄更斯脱帽致敬吗

　　——当莫言余华与“西方”遭遇时

    西方视角中的余华

　　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在中国问世后不久，即进入了多个语种的翻译与出版程序中。与之同步的是，外媒的评论也风起云涌。2008年始，我组织人员将国外媒体对《兄弟》的评论文章进行搜集、翻译。这项翻译工作历时一年多，其中涉及的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西班牙语、日语等。

　　在检读这些翻译成中文的评论文章时，我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与本文相关的一个有趣现象是：法语媒体不断将《兄弟》比附于《巨人传》，将余华比附于拉伯雷；与此同时，英语媒体则将余华比附于狄更斯。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义务报》则直截了当地认为，“经过十年的沉默，余华这个以孩子王式的淘气而闻名的作家，交付给公众一本拉伯雷式的鸿篇巨制”。

　　而在英语界，对于余华和《兄弟》的评论，最著名的莫过于拥有千万听众的美国广播公司（NPR）的著名评论家莫琳·科里根在某档节目中的称道。她认为，《兄弟》这部小说“从始至终贯穿着地道的狄更斯风格”，余华也拥有“神奇的狄更斯式的天赋”，余华创造的小人物李光头，可以和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比如大卫·科波菲尔、尤来亚、艾瑟·萨莫森——相提并论。

　　的确，余华在《兄弟》中表现出来的狂放、粗野，对禁欲主义的嘲讽，以及通过性竞争来隐喻当代中国的历史转型的叙事逻辑，尤其是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强大的讽刺力量，都容易让法语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拉伯雷。

　　如果说狄更斯的文学是对英国传统与资本主义体制的承袭和顺应，是对资产阶级道德与审美趣味的研磨和发扬，从而其美学风貌主要地呈现为保守、理性、平和、温良、诗意和典雅，那么，拉伯雷的《巨人传》则大异其趣，它是欧洲文学在中世纪以后不期然冒现的一个异端，为此前的一切文学正统所不容，甚至在巴赫金看来，《巨人传》的众多形象不符合自16世纪末迄今的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标准和规范：“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

　　拉伯雷用“笑”、用“滑稽”、用与一切优美或崇高趣味相迥异的“粗鄙修辞”，使叙事直奔狂欢，从而使既有的价值秩序或等级瞬间统统陷于摧枯拉朽般的崩坍。拉伯雷卓越的讽刺力量与颠覆性的批判锋芒不仅迫使法国当局再度开启严酷的文字狱，它同时也使狄更斯式的雅顺与之形成了泾渭。另一方面，如果说狄更斯的文学被牢牢地锚定在贵族化的“格调”或“品格”的美学码头，那么，拉伯雷则在不断地强调“降格”，以使自己的文学在价值立场上将民间、世俗、物质、肉体（甚至包括污秽）等维度视为优先，以致于维谢络夫斯基认为，拉伯雷虽然“也像一个健康的乡间男童”，但同时也“可以称拉伯雷是无耻下流的”。

　　这样的分析和对比虽然仍失之粗陋，但某种倾向性的结论已然显彰，即拉伯雷与狄更斯在大体上的不相兼容性。于是，进一步的结论是：同时用两种互不兼容的文学标准来称赞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显然有错位发生焉。可以佐证的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就不会有人用狄更斯来讨论余华的《兄弟》。那么，是由于英语文学界对拉伯雷知之不多，以致于在接受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偏差？显然也不是。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英语文学界对拉伯雷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中国文学界才更属知之不多之列。

　　关键的错位，究竟发生在哪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余华《兄弟》的文本内部确乎存在不能自洽的修辞或风格断裂（有关于此，我们暂且存而不论，或可另文再论）；另一种可能则是我更想强调的关键症候，即英译。我想说的是，是英译过程中的某些作为，将“拉伯雷”强行改写成了“狄更斯”。

　　当莫言遇到葛浩文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之后，人们又开始热烈地谈论他的英译者葛浩文，谈论这位翻译家对于莫言的“不同寻常的帮助”。所谓“不同寻常的帮助”，一方面是指葛浩文长期不懈的译介使得莫言得以被西方世界接受，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莫言成为“作品被翻译最多的当代中国作家”，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是更为不同寻常的——是他对于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手段。

　　有意思的是，葛浩文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承：“当我阅读莫言的作品时，我时常会想到狄更斯。”尽管葛浩文深知莫言所钟情和推崇的西方作家并非狄更斯，而是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另外一个‘老派人物’：以市井俚语冷嘲热讽著称的拉伯雷”，然而，在葛浩文的翻译思维和翻译过程中，狄更斯才真正是一个巨大的、绕不开的存在。这不仅使他的译本——如英裔译家戴乃迭所说——“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同时，因为狄更斯的存在，莫言小说中的“拉伯雷”在翻译中被抑制了，并且，同样是因为狄更斯，莫言的杂花生树、泥沙俱下的语言风格被端庄、优雅、华丽的译笔所驯驭，以致英译本的语言质量不断遭遇“胜过原著”的质疑。

　　真正让我错愕的是葛浩文所宣称的、在翻译过程中针对原著所进行的“重写”（rewrite）。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我发现葛浩文虽然声称他的翻译会忠实于原著，其实他根本不是。”他曾这样谈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葛浩文采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他翻的是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葛浩文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语言比原来的中文更好。他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因为如此，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从英文翻译成德文，而不是从中文翻译成德文。”也就是说，葛浩文的所谓rewrite，是在对原著进行心领神会式阅读后的改写，这其中包括对原著的句段、情节大面积地进行“拆卸”和“重新组装”，包括对原著在叙事、结构以及语言等诸多方面可能的“弱点”的修葺和美化，甚至包括对人物命运或情节走向的篡改——众所周知的一例是，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在葛浩文的译本里有一个“美国式的结尾”。

　　葛浩文之所以采用如此这般的翻译方式，是在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市场需求、编辑建议和他自己的专业判断之后寻求到的一种平衡。

　　乍一看，这似乎无可厚非。但当葛浩文在解释何以在翻译时对包括莫言在内的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进行删改、拆卸和组装时，他的基于“专业判断”的答复竟然是：“我们不能让美国读者以为这是个不懂得写作的人写的书。”这是让我更为错愕的地方。

　　至此，我们大致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中国当代文学在被翻译尤其是在英译的过程中被进行了强有力的改写；这些改写，跨度之大，断裂之深，歧异之多，在很多地方都越出了一般中国读者的想象。而整个西方文学界，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各类文学评选机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审读、判断，几乎都基于这些被强力改写而成的译本。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当今西方文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或褒或贬，是否都应该被我们质疑？那些基于译本——尤其是被强力改写的译本——的阅读而纷至沓来的种种判断，它们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

　　倘如顾彬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德译本（甚至其它语种的译本）往往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我们当如何慎重地看待、细察、探究这转译过程中发生的以讹传讹？当我们在翻阅《丰乳肥臀》、《兄弟》的英译本时发现需要不断地向狄更斯脱帽致敬，我们是否应该就此深思：西方文学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纷纭之说，或许都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次隐秘而欢快的美学自慰。

　　顺便要说的是，中国当代作家是非常看重自己作品的英译以及在北美市场的影响力的。

　　道理很简单：英语是当下的世界语，是唯一的“大语种”；而北美，则是当今西方世界的马首，它联手和率领整个“西方”，俨然是全球范围里一切价值观的诠释者和所有话语权的垄断者。进入英译，进入北美，是成为“世界级”作家并最终慨然降临于斯德哥尔摩的不二法门，这为无数当代中国作家所心知肚明。

　　尤其是，如顾彬所说，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往往是启动德语甚至其他语种译本的电闸，中国作家倘能躺在这条传输带上周游列国，何乐而不为呢？

　　葛浩文在谈到莫言与他二十多年蜜月般的“合作”时就说：最好的合作是不用“合作”。所谓不用“合作”，指的就是莫言在自己作品的翻译事宜上对葛浩文的完全放任。原因也很简单——葛浩文——这个其实原名叫哈沃德·戈德布拉特（Howard Goldblatt）的犹太裔美国人不无得意地说：因为他的翻译，一直以来都为莫言提供着“不同寻常的帮助”。

　　本文节选自王侃论文《翻译和阅读的政治》

原文刊载于《钱江晚报》2014年3月23日B0006版：阅读周刊

http://qjwb.zjol.com.cn/html/2014-03/23/content_258236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