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请问到今天为止您的教龄有多久了？
答：我的教龄到今年为止有17年，我是1997年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我便去了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跟随张岂之先生读博士后。按照国家规定，博士后其实已经不算是一个学生而是教师。所以1997年开始便开始了我在高等学校的从教生涯。到了1999年，我从西北大学博士后出站，就去广州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任教，一待就是11年，直到2010年5月，我离开了暨南大学到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工作。
2.您曾先后在杭州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学习工作过，请问这些学校给您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答：原来的杭州大学拥有非常厚重的、有内涵、有积累厚度的文史研究底蕴，我从学的时候，一部分的老先生，老学者（特指从过民国时期过来的）都还健在，由此他们带动了整个系和整个学校的学风，整个系的学风都是朴实无华的，比较注重朴质的学风的培育。而西北大学呢，我记得西北大学的校训是“忠诚勤朴”，就像校训的含义一样，西北大学虽然在陕西西安，但在西北漫漫黄土的覆盖下，具备一种朴实的感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就我从学的中国思想史专业论，是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与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并称为中国现代史学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派五大家）首创的，1953年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而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张岂之先生正是他的学生，在侯外庐先生的领导下，中国思想史在西北大学有悠久的传统，有丰富的历史积累和学术成就，在业内有广泛的影响力，也是教育部的重点学科之一，这使得我在西北大学的专业学习获益匪浅。1999年博士后出站，去了广州的暨南大学，暨南大学是海外华侨的第一学府，我去的那年正值全国高等院校扩招之际，暨南大学也迅猛发展，当时硬件设施，工资待遇、住房条件、教育条件改善都比较快，而且学生（包括研究生）的扩招使得学校比较有生气。而我所在的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是高校内的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它不承担本科生教学，所以我的工作重心是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我2000年获得硕士生导师资格，200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3、中国思想史听起来就是比较枯燥的一门学科，请问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学习，并且毫不倦怠？
答：原暨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教授的座右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忍耐是成功的秘诀”。这句话的含义我想了很久，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个忍耐不是一个被动的忍受，而是主动的，有特定目标的、持久的、有毅力的、不间断的反复追求的一个过程，他不是一个静态的忍受，而是有恒心，有耐力的长期的奋进，这才是忍耐是成功的秘诀的真正含义。我们在社会上能看到很多“成功人士”，而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因素，但是最终的结果往往也取决于许多非智力因素，例如毅力、恒心、人际关系和调节情感因素的能力等等。而这样的忍耐正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一点长处的话，我自认为是求知欲望比较旺盛，而这个求知欲使我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去学习。
4、在2009年的新年短信中您引用了古人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微以析其辞，博以综其道。”来表达您的人生追求，那么请问您能详细谈谈您对人生追求的看法吗？
答：在这个世上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在宋明理学有这方面的讲究，它认为要成就一个人，就要成就一种人格，成就一种人格就是活在当下的意义。人经历的每件事，乃至整个人生，整个历史也好，也就是一个过程，关键的是你要认识到这个过程的意义。如果你认为过程是有意义的，目的才是有意义的。宋明理学认为成就一个人，要具备光明俊伟的人格，要成就这样的人格就要“变化气质”。为什么要变化气质呢？因为宋明理学认为气质是善恶相杂的，具有恶的成分，变化气质就是改造气质中恶的成分，让它回归于纯粹的绝对的善。而这个变化气质要从内心深处做起，要做有内涵的人。如何培育内涵，宋明理学家又讲到了“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内涵的培育，变化气质目的的达到，要从这两个领域着手，一个是涵养，一个是进学。涵养是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进学是一个人的知识储备以及它的运用，涵养需要在敬的意涵上下功夫，用敬的意涵来培育和促进涵养。我们说一个人有涵养，都是在他心中有敬的基础上做的评价，只有心怀敬意才会对人和事物表现心中的涵养。涵养的培育要在敬的基础上进行，而进学需要在知识的累积上和运用上做功夫。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和一个人的根本气质变化、内涵的提升具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切的基础在于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知识。
5、作为历史系的老师，请问您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或者说是人文主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答：张岂之先生曾经说过可以用“三个自觉”来含括今天的人文素质的要求，一是理性自觉，理性自觉这不仅对于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者，即便是对于社会上的普通劳动者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对家庭的安排和对公共事务的认识，都要秉持一个清醒的自我的意识，靠的是自我接受信息的能力，自我分析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家长、老师、权威、同学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究竟什么是对的我们要接受什么，扬弃什么，要靠自己的理性的判断。二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树立对知识价值坚定不移的信念，知识是有价值的，它不仅能给你提供各种物质上的报酬，而且能给你提供莫大的精神上的愉悦。人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有理性的动物。培育对知识的不间断的追求的兴趣和毅力固然很重要，但我现在觉得一种不带或者少带功利目的的纯粹的出于爱好和精神愉悦的追求更为可贵。不带功利目的的知识追求很有价值，对提升一个人的文化品位，对促进一个人的文化积累，对提供一个人在物质乃至艰苦物质生活的精神快乐是很重要的。宋明理学家讲究“孔颜乐处”，即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在较为困难的物质生活中却有着较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孔颜乐处是人的涵养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内心深处充满欢乐，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追求精神的快乐。三是伦理自觉，伦理自觉要求你对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有认同、有同情并且尽量的自觉遵循。假如一个人对主流道德规范根本没有认同，他就谈不上后两个同情和遵循。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主流社会伦理规范随之发展到今天，一定具有其合理性。所以要自觉尊重和遵循主流的社会伦理规范。惟有实现三个自觉，才能说他既符合了宋明理学的“涵养需用敬”的追求，也达到了“进学在致知”的目的，才是一个完整的光明俊伟的人格培养。
6、您曾写过一篇《谈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您说本科教育是获得性教育，通才教育向研究生的专长教育、研究性教育之间的转变是艰难的，您能说说两者之间具体的差异吗？
答：本科阶段的学习是获得性学习、通识性学习，它还主要处在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本科阶段的教育以通才、通识教育为主，让学生接触各类学科的知识，而这样繁杂的科目学习和接触对以后的专业学习是有帮助的。而研究生教育就是专才性教育和研究性教育。他要明确他的专业范围及其边界，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做出一定的成就，他要学会研究。“研究生要学会研究”，这也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邱树森老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首先研究生在本科阶段通过全方面的学习和相关的知识积累，到研究生阶段确定研究方向后，就要通过自主的学习，自主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收集起证明自己观点的资料，并且要把它流畅的表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研究生要学会研究的过程。显然这一过程要自主或者在导师的指导下研究第一手资料，并且结合相关学术的资料的研读，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围绕这个观点组织证据，最后将证据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语言缜密的、完整的把他表述出来。比起本科生的接受知识而言，研究生则更多的需要思考和孕育自己的观点。
7、请您谈谈被评为人文学院我最喜爱的老师的感受？
答：大家评我为最喜欢的老师，我是感到诚惶诚恐的，我觉得我实际上并没有做的这么好。为什么我自认为做的不到位呢？主要是时间精力有限，我们现在扮演的角色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者，还在扮演一个知识生产者的角色。我要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放到研究课题的获得和完成这些课题的任务中去。换句话说，我的知识生产者的角色限制了我更好的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此外自己做的还不够好，还和现行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有关。它限制了教师投入教育的时间。
8、在课堂上老师您经常谈及您的老师徐规先生，请问在学术上他给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答：徐规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要从义理、考据、辞章这三个方面着手，最后达到三者综合的高度。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要培育理论素养，要有思想的内涵，你写的论文著作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实在的问题，而且要透过这个实在的问题折射出一个更大更深的含义。第二是要重视考据，就是在历史的细节上面，你的叙述要准确到位，不是没有根据的胡编和伪造。最后一个是辞章，就是你表述出来的语言最好富有生动、流畅，富有文采和灵性，不要干巴巴的。这三项要求，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三点要求在我进行学术创作的时刻时时鞭策着我。
9、在您的课堂教学中，我们都特别佩服你的记忆力和阅读量，请问您是怎样来记忆这些历史知识的呢？
答：记忆力好坏除却先天人为无法改变的因素外，要记忆历史知识首先你要愿意学，之后你要下功夫，真的去记，有意识的去记它。这样养成习惯就容易上手。而阅读量大是我从事的专业有需要，也是我的自己的追求。
10、对于现在的学生，请问您有什么寄语和想和他们分享的心得体会吗?
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这样一句话“人生的道路尽管漫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它说的是机会的出现是很难得，不要犹豫，要牢牢把握住机会。现在我们不讲机会，讲人生的重要期，18-25岁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做到认识你自己，并且为成为你自己做一个良好的铺垫，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18-25岁要明确化，并且对人生要有规划。具体来说，在知识的构建上也要有规划，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做好相关的知识储备。王阳明讲要“事上磨砺”，还要“静中体悟”。当年张荫麟先生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写道，自己准备要以研究中国史为职业，但他在斯坦福大学主修的是哲学，辅修社会学，为什么修哲学？是为了获得超放之眼光，和达到方法之自觉；学社会学是为了明白人事之条理。他说他要培育起超放的眼光，即博大的学术的视野，有意识的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明白社会组织的规律，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史。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人生有规划，好好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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