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7年5月退休的。那时国家规定：凡是到达退休年龄的人“一律退休”。我就是在这“一刀切”的情况下退休的，那时我已经63岁。作为女性，已经多吃了8年“皇粮”（个别有特殊贡献的人不“一刀切”）。
我退休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1988年那2月，参加了杭州市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1028---1949年杭州教育志》的工作。我个人负责编写此书的“第二编‘晚清时期的杭州教育的第三章 ’‘杭州普遍中等教育’”和“第三编 ‘中华民国时期杭州教育的第四章 普遍中等教育’部分”.从清代末年杭州有第一个近代新式中学性质的“养正书塾”写起，写到1949年5月杭州的解放时为止的“普通中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指的就是杭州的初中，高中）。当时杭州市教育委员会要求编写组成员在三年之内完成任务，字数要控制在几十万字之内，不要太多。杭州以前从来没有出版过《杭州教育志》，这是杭州的第一本《教育志》。编写时，没有前人的著作可资借鉴参考。又因为当时我国尚未普及使用复印机复印资料，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全凭手工抄录。而抄录工作又必须细致认真，容不得有半点差错。这工作费时费力自不待说、仅搜集资料就用了两年九个月，为时间所限又不能不结束资料收集工作。而剩下来的时间已不多，写成书稿的时间却不到三个月，疏漏不当之处定所难免。只能待后来的修志者修订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编写这本教育志还存在一个“特定”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我国社会上一切活动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守”这一准则。有人认为写“志”书时，对材料的取舍也应以此原则来着手。例如：解放以前，有些教育部门当官的人他们办的公私立学校“志”要不要写上？表不标“反动”的学校？等等如是。当时史学界还有一种思潮：“厚今薄古”。有人认为，写“志”“书”也应该“厚今薄古”，多写现代的少写以前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还不久，许多人的思维还没有从“极左”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例如有人主张：写民国时期的杭州中学，选几个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中学就行了。这里且让我“表功”一下，我认为“志”与“史”是有区别的。写“史”可以有一家之“言”，史料取舍可以允许某一作者自己决定。
但是写“史”不能这样。古人说，“志”书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的严肃工具书，是供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史实，容不得有半点虚假。写“志”必须实事求是，充分掌握真实的史料。力求记述完备，有一说一，不能不说。没有的不能说有，更不能胡编乱说。我在当时那种思潮气氛下，还是鼓起勇气敢于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坚持“写志”应遵循的基本准则。我不止一次在编写组讨论问题时阐述我的想法，不惜与人争的面红耳赤，得罪人也不怕。正是在我几次三番的坚持下，获得了编写组同仁的一致同意，冲破了极左思潮的束缚，编写了在当时有一定学术水平、有一定价值的《1028---1949年杭州教育志》。该书于1994年11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出版后受到我国方志学术界有关专家的好评，获得了赞誉。我们编写组做了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退休前夕我曾参与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为满足高等院校讲授非洲历史课程和社会各界了解非洲历史的需要，委托我国15所大学的专业老师合编一本《非洲通史》。我是作为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参加编写的。我个人负责编写“1870年—1918年的西部非洲部分。退休时还没有完稿，退休后仍继续编写、完稿。此书已于1989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新华书店发行。在这本《非洲通史》出版以前我国还从未有一本由中国学者系统论述非洲历史的史籍书籍出版。在这本《非洲通史》编写过程中也没有可以借鉴、参考的书籍。因此我们编写者必须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搜索资料、占有资料、研究资料，以期达到基本要求，保证一定质量。因此我在退休后还是花了很多时间来完成这一任务。
退休后十几年来我还做了另一件事：
1991年某月(忘记具体哪个月份)我被聘为“杭州市教育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的“讲师”和“辅导员”（包括市教委关工委下属的杭州市下城区关工委、朝晖街道关工委、居民委员会关工委）。聘请我时都告诉我这是一项没有报酬、无偿的，只讲奉献的义务社会活动。“讲师”的任务就是各级关工委。根据国家当前的形势需要，安排“讲师”作“专题讲座”。例如：“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二万五千里长征、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重大事件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培养、提高下一代道德品质的专题讲座，如孩子们应该如何保护、锻炼自己的身体，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等等。聘我的“关工委”领导还对我说：“你是历史系退休的教师啊！”是的，我理所当然应该接受这个任务，我当了一辈子教师，退休后还有机会发挥余热，还能为下一代乃至未来更年轻的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义不容辞的美事。它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使我能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更何况我是一名中共党员，更应身体力行，做些“忠于党的教育”的事情。十几年来我在杭州教育局关工委的关怀安排下，根据形势需要，对不同的对象（如中小学教师、中小学学生，企业中的共青团员、居民委员会中退休的党员等等）作了一百几十次专题讲座。我讲课的对象很广泛。每次讲课之前呢都要考虑同样的专题、同一个讲题、内容要有不同的安排。因为受众不同，就必须考虑每次听众的文化层次、年龄特征等。例如对小学高年级讲的一个问题就不能原封不动地再和高中生讲一遍，对中学教师讲“香港回归”犹不能像对中学生那样讲，因为每一个专题都有其深浅，要看对象接受能力的高低，基于如此讲话的词条也不能完全雷同。讲话不仅要生动、吸引听众，更要注意内容的严肃性、严谨性、科学性、思想性。记得“关工委”给我统计过，就“香港回归”这一专题就讲了二十二次。听众有六千余人。听众中有高中教师也有小学生。“讲课受到了广大听众的欢迎”我知道，这些对我都是“过奖”了，受之有愧，但我做了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内心感到舒坦，快乐。
退休已二十多年了，其间我还做一件自己家里的事。从2004年起，我应在美国的弟弟、弟妹们的要求，把我爷爷的三本《只园佐治摘存》（三本内容各不相同），文言文本翻译成现在国内通用的白话文。我的弟弟弟妹们久居国外，对中国的白话文已经很生疏，文言文对他们来说如同“天文”。而爷爷遗著中主要以某些事实为例教诲爷爷的后代子孙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的儒家仁、义、理、信。如果我不翻译成白话文，那么爷爷的后代子孙恐怕就要错过爷爷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因而即便存在难度我还是勉力而为了。但我爷爷的著作不仅仅是文言文，而且还喜欢用一些近代写文言文的作者也不常用的生僻用词，例如“不久”两字，早已是文言文中常用的词，而爷爷文章中，不用“不久”二十古汉语中用的“居无何”三个字来代替。这就苦了我这个不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人了。为此，翻译爷爷的遗著特别费时间，我总算花了一年多世间把这“硬骨头”啃了下来。也好，我等于又读了一年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古典文学专业。这也体现我退休后的“老有所学”吧。这些白话译文大约二十万字。
此外，我退休后还到杭州市老年大学去学习“卫生保健”、书法、诗词常识、京剧教唱（老旦行）等课程，增添了许多精神食粮。到80岁时我不再去“老年大学”了。年龄一年比一年老，行动也日渐不便，也应该把更多的学习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学习的人。
正因为学过一些保健知识，我按照要求做，身体倒还好，没有“三高”的病，但是老年人的一些常见病如骨质疏松引起的腰酸背痛，颈椎病，膝关节痛却已缠上我身。一天到晚东痛西疼，虽有三个子女，但他们都“飞走了”没有一个在身边“叫得应”，现在我和我的老伴两人，一个93，一个89，两人都成了“高龄空巢老人”。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还没想好。特此将我的退休情况汇总禀报如上，以谢谢关心我的人。
------201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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