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它玩起来，无问西东

　　2018年7月6日至8日，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杭师大文艺批评研究院主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文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师大仓前校区举行。

　　开幕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2017年获批）揭牌，此次论坛是基地“高峰论坛”的首场。

　　论坛汇聚了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深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创作与研究的成就、经验与问题。

　　这个命题很宏大，但将专家密集的发言听下来，便会发现，无论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回顾，对先锋文学的释读，还是对二次元文化的身体力行——这次高峰论坛隐含着学者们对于中西文化这四十年的融合以及互相影响的观察。

　　“有一句话，照亮了我。”7月7日这天，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秀明提到自己之前的参会感受，论坛期间，这种“照亮”的瞬间也频频出现。

　　被青年人追逐的“框架批评家”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说，一些研究生在写文学批评的之前，会先提一个问题：我用什么理论？

　　“文学理论不是从河里捞一条鱼。”王彬彬认为，以西方现代理论阐释中国文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很流行。批评家们提及的“西方理论”往往并非文学理论，而是那种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原本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

　　“那些批评家的兴趣并不在作品而在理论本身。与其说他们是用理论阐释作品，毋宁说他们是用作品来印证理论。作品中的细节、情节、故事，他们信手拈来，用作解说那套理论的材料。”王彬彬认为，这样的文学批评，哪怕通篇都在称颂作品，也是极其粗暴的。

　　在王彬彬的观察中，谈文学而离不开理论框架的“框架批评家”总是“与时俱进”的。

　　“八十年代用一种理论框架‘套’作品，九十年代又用另一种理论框架‘套’作品。到了新世纪，他们手持的‘家伙’又换新了。”只是，在他看来，这些理论框架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就随着手中框架的变化而变化——他们手中的理论框架是先‘套’住了自己的。”

　　他痛心于这种“框架批评家”对于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吸引力。

　　“一是那炫目的理论容易让青年人敬佩。文学批评文章如果句句能懂，他们反而并不佩服。那种读来似懂非懂的文章，才让他们仰视。这种‘框架批评’吸引他们的另一种原因，是具有极大的可仿效性。用某种哲学的、政治学的、文化学的、社会学的理论去‘套’作品，这种方式掌握起来并不难，肯定比考大学、考研究生容易。这些青年人，连大学都考上了，连研究生都读上了，花点时间读几本时髦理论的译本，然后到文学作品里找些细节、情节、故事，找些观点、思想、情绪来印证，又有何难？令人敬佩却又可以仿效，这种方式当然会让青年人着迷。”

　　如何面对二次元文化的影响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冯学勤是一位70年代末出生、并十分喜爱二次元文化的理论研究者。

　　他认为，二次元文化深深影响了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一直到今天开始接受高等教育的00后，以及进入学前和初等教育的10后。正是改革开放使得美日动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随后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初激活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进程，二次元文化在中国渐进式扩张正随之而来。

　　中国本土的二次元文化，经过了十年发展，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和市场体量，但是，他指出，构成二次元文化圈的核心形象或核心内容，大多数仍然是来自日本及美国的文化产品。

　　在冯学勤看来，整个二次元世界的扩张正是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壮大的表征，这种壮大需要今天的人类有更加敏锐的把握和更加深入的开掘自身的感性经验。毕竟，未来也许只剩下体觉、感知、想象等活生生的感性经验，是无法被基于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所复制的。

　　他提到二次元文化之于健康人格养成有正负面的影响。

　　“宅文化、萌文化、燃文化、腐文化、丧文化、糟文化等形形色色的二次元文化，虽然已在本土流行，许多仍具有较强的外来文化色彩，因其文化异质性和社会差异性而对本土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存在潜在弊端。”

　　不过，冯学勤认为，对此也无须过分担心：“我们必须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两点：一方面我们已不可逆转的与异域文化共享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也绝不是被动的，相反着眼于本国问题，扎根于本土文化的盗猎、移植和改造现象比比皆是。”

　　因此，“只要去发现、汲取、提炼和凸显二次元文化对人格养成的积极内涵，尤其是那些促进本土青少年个体成长、身份构建、社会交往、文化理解等方面的积极内涵，不但能从美育研究的角度推动和引导这种文化的本土化进程，更将为本土美育注重人格养成的历史传统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冯学勤说。

　　玩起来，不管它来源于哪里

　　如何“拿来主义”？在近乎一天的争论中，渐渐明晰。

　　浙江大学教授吴笛从“文学经典的译介和翻译文学的转向”这个话题，也给出了一种回答。

　　他认为，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结合中国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以及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及其对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视野来考察经典的译介与传播。

　　“翻译文学的核心意义在于不再将‘外国文学’看成‘外国的文学’，而是将其看成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将所翻译的文学作品看成是我国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这样一来，很多西方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就不是宣传外国的文学，实际上，这些是中国文学的构成部分。他说，这是“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东西方文化是平等的，是相互影响的。”作为论坛评议人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李庆本认为，围绕这一系列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争论，是因为概念界定不是很清晰。

　　“将它玩起来，不管它来源于哪里。”在对学者的观点进行评议之外，李庆本还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充分的诠释，他认为，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要看的是其本身能不能反映中国的文艺实践、文艺现实，能不能表达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