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作家占据半壁江山。但是，除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艾青、丰子恺等少数著名作家拥有一部或多部年谱外，大多数浙江现代文学名家都没有一部完整的年谱，只有一些创作年表之类，散落在各种期刊或文集之中。如何系统完整地呈现浙江现代文学名家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的真实情况，并确保其史料上的权威性和经典性？

10月2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齐聚杭州，针对正在编撰中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进行了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各位专家畅所欲言，不仅道出了自己在作家年谱编撰过程中的各种艰辛，还针对一些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障碍，彼此帮助，共同寻找解决的办法。

《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是“浙江省文化工程”第二期的重要项目，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担任总负责人。该年谱书系总规划将确定30到40位浙江籍现代文学名家，每位文学名家选定一位或多位研究专家承担年谱编撰任务。目前，第一辑10位文学名家的年谱已进行全面编撰之中，预计2019年底进入出版程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邵清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领衔的浙江作家曾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神话，不仅阵容壮观、名家辈出，而且长期以来引领中国现代文学潮流，占据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如此盛况，其他地域无出其右，这已为世人所公认。著名文学史家严家炎认为：“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浙江自“五四”新文学起来以后，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星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星光，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值得认真开掘与研究。

浙江新文学作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和艺术经验，不但是浙江省的一份宝贵精神文化财富，也在中国20世纪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与价值。为了系统展示浙江现代文学名家的整体状况，省委省政府全面启动了“浙江省文化工程”第二期，并将《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列入该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该工程首选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钱玄同、徐志摩、冯雪峰、许钦文、夏丏尊等10位浙江现代文学名家作为第一辑年谱的编撰对象，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年谱编撰任务。其中，每位作家年谱单独成册，总计30至40部，每部30万至40万字，总字数约350万字左右。

为了确保这套年谱书系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他们在谱主的确定过程中，强调入选作家应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每部年谱科学、客观呈现该作家的生平事项，为全面展示作家的业绩、成就提供准确、完备的史料。同时，年谱编撰的专家队伍，面向全国选定，注重选择对该作家研究具有一定权威性或在学界产生相当影响的专家学者，保证出版的年谱撰著有充分的社会认同度与权威性。

在该套年谱的编撰队伍中，有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研究员，有长期研究谱主著作和生平的李标晶、钱英才、朱晓江、余连祥等教授，还有掌握谱主丰富史料并参与谱主全集编撰的名家后代郁峻峰、冯烈等。其中，有些年谱还成立了新老专家相互协作的小型专家团队。

该项目总负责人洪治纲教授表示，这些编撰专家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并经过同行论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套书系的质量，让每位专家能够对每部年谱细心打磨、精心结撰，尤重史料考证，史料罗列、梳理符合规范，有理有据，使之成为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具有一定经典性的作家年谱书系。

在本次年谱编撰工作推进会上，专家们认真交流了编撰体会和心得，积极协商并着手解决有些年谱在编撰过程中碰到的障碍，进一步规范了编撰体例，明确了写作进度及完稿质量要求。专家们纷纷表示，有信心有能力高质量地完成这套书系的第一辑，力争在2019年底形成定稿并进入出版程序，为后面的第二辑和第三辑年谱书系提供某种示范性的价值。

根据推进会上的商议，《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还将着手启动第二辑，继续遴选10到15位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并确定年谱编撰专家，使整套书系在出版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整套《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书系，预计可以在2022年之前全部完成。

据该工程总负责人洪治纲教授介绍，整套年谱书系涵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浙江新文学作家，反映浙江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每部年谱则按一般年谱编写要求，系统叙述作家的生平事迹、文学业绩，凸显每个作家的个体特色、独创性成就，以此展示浙江新文学名家为开创、发展中国新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卓越建树。年谱的撰著以呈现史料为重，客观反映作家在新文学时期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实践，对有争议史料的采择需经科学的分析与严密的考证，做到存真、求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全书的基本框架是，在史实的完整、充分、扎实的呈现中，完成对作家整体面貌的全面反映。这项文化工程的实施，对于建设浙江文化强省，夯实文化基础，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