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研究沦陷区》一文发表80周年，2019年5月31日至6月2日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第一届沦陷区研究工作坊”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行政楼1127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近2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第一场有4位报告人，江沛《苦待和平：战时中国沦陷区城市民众战争观的考察》，从民族国家与人性两个视角切入，考察了日伪占领下的长春、北平、上海、宁波四个城市的民众面对现实生活的压力，只能选择对战时强权统治的沉默和顺从的情况；赵秀宁《抗战时期青岛沦陷区的鸦片统制政策研究》，通过对青岛市档案馆所藏档案的整理使用，对青岛沦陷区内的鸦片统制政策做较为全面的研究，进而呈现鸦片统制政策在青岛沦陷区的总体面貌，并从地方层面反映华北沦陷区的鸦片统制政策施行状况；周东华教授在《照片中的虚构：杭州沦陷初期难民救济真相——以1939年杭州玛瑙寺难民救济照片为切入点》从两张照片入手，利用英文档案资料和伪政府出版的报刊资料等，对杭州沦陷前后的难民救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叶铭《浅析汪伪时期保甲制度的基层社会控制功能--以汪伪南京特别市为中心》，利用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汪伪南京市保甲委员会档案，试图从日伪南京市保甲制度的建立实施与其功能角度分析日伪对南京基层社会的控制。

第二场4篇论文，张展《宗主、仆从、侨民——汪伪驻朝鲜领事馆的“侨案”处理》，抗日战争中后期，日本华侨的两重身份，虽然在抽象的政治宣传中不矛盾，但日本当局、华侨、汪伪政权领事馆三方之间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在一系列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发生的侨案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吕迅《抗战时期山东红枪会与日协力问题》一文中讲到，传统学界从红枪会的革命性出发，不认为山东存在降日的红枪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笔者拟区分不同规模的红枪会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从档案和口述资料出发，分析红枪会与日协力的原因和过程；郝东升《日伪统治时期太原的日本居留民》，日军攻占太原后，日本居留民至1944年1月达到人口最高峰21601人。大量涌入日本居留民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占据着主导地位，方方面面显示侵略者在沦陷区的特权地位。日本居留民成为日伪统治时期太原的一个特殊群体；林晓萍《占领区中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以“满洲国”为例》，以“满洲国”为例，从两个角度介绍“占领区”身处“恒常社会”的一面。

第三场4篇论文，王萌《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的统制对象，其经营方针逐步集中于对军需资源的开发与对中国民间资本的利用。它既是华北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征发”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刘江《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赴日考察团研究》，从华北沦陷区赴日考察的背景（考察的契机、考察的便利条件）、赴日考察过程和赴日考察效果展开框架；梁金平《抗战期间山西潞泽沦陷区农业经济—基于<潞澤地區農業概況調查報告書>之分析》，受战争影响，潞泽地区农村副业、商业优势不复存在，农村经济由盛而衰、由衰而枯。其经济变化情势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该地区乃至整个山西沦陷区农村经济衰退的面相；符静《日伪华北新民会的联协会制度考论》，以往研究新民会或全联会多以“虚伪”、“欺骗民众”、“以华制华”的工具等加以批评，本文赞同这些观点。

第四场3位报告人，刘峰《1937—1939年华北沦陷区的日军“治安战”》，华北沦陷区的“治安战”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逻辑与侵略意图，展现出了其必然走向失败的命运；郭妍《汪伪政府“清乡”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汪伪政权在1941年到1945年间发动了“清乡”运动，以巩固统治、“肃清”抵抗力量。宣传动员是汪伪政府“清乡”运动的重要内容。因其具有损害民众利益、内容的欺骗性和矛盾性，再加上中共的反“清乡”斗争，使得“清乡”宣传动员最终失败；郝昭荔《汉奸的经历、自我认知与政治改造—以青岛伪市长姚作宾为个案的考察》，抗战胜利后，姚作宾作为汉奸又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审判与中共的政治改造。从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中，亦可深入探究汉奸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对政党权威、组织文化对个体产生的作用进行探讨。

工作坊最后阶段由召集人周东华教授主持，他就此次会议中反映出来的沦陷区研究的史料（日文）的收集、介绍；关键概念的学术史梳理，如“汉奸”“宣抚”“沦陷区”“”治安战”等；研究沦陷区的史实和立体框架；比较的研究视角等作了总结。工作坊成功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