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慧

岁末寒冬，来自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宁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与来自北京老舍文学院、上海市作家协会、江苏省作家协会、天津市作家协会、上海报业集团、杭州市文联等专业领域的著名作家齐聚一堂。

连日来，由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与《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主办“互动相生：新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七十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召开。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浙江省社联陈先春副主席和杭州师范大学陈永富副校长分别致辞，欢迎各位专家和作家齐聚杭州，共同梳理中国当代文学70年发展的丰富经验，为弘扬中国话语、彰显文化自信展现大家的独特智慧。

作家们以新中国建立七十周年为契机，围绕“互动相生：新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七十年”这一核心主题，从“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经典化”“新中国文学的外来经验与国际化”“新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新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互动相生”等几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层次的梳理和阐发。与会学者和作家们，从历史传统、外来经验、话语构建等宏阔视角，高屋建瓴地审视了七十年以来“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这两股当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性推动力量互相激荡的内在理路，并希望以此为基础，为今后中国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持续互动发展找到新的方向。

历经七十年的发展与演进，新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经典架构与鲜明的历史传统。如何对其进行阐发并汲取经验，指导今后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在南京大学吴俊教授看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中渐成气候的“史料学转向”值得特别关注。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建设和提升应该成为一般文学研究或广义的文学生产必须自觉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新世纪以来有关史料的运用及一般认识的提高，特别是在批评活动中融入、发挥史料的价值作用，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价值的实现显然具有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的生成，离不开对当代文学制度的深入关照。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当代”自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阶段性。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制度的建构是中国文学史的重大事件。在他看来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有历史建构的特质。它既被历史所规定也同时创造着多种可能性，有当代社会制度的参与，也有文学自身的努力。当代文学及其文学制度是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生产机制，它开展文学秩序的重建，文学批判和文学斗争，确立文学价值和方向，创造了新的文学生产方式。

另外，也有与会专家从具体的刊物与作品入手，探讨思潮是如何真正确立自身在思想体系的位置，以及通过不同版本的考释，揭示同一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漫长旅行，探索其形态变化及背后动因。

较之学者专家们对文学制度与历史传统的关注，与会的作家们则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新中国文学的外来经验与国际化这一议题的探讨。我省作家晓风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深入思考。著名先锋作家孙甘露与鲁迅文学奖短篇得主朱辉都认为，审视当代文学必须同时具备“外”与“内”两重视角，建立起一套“内外贯通”的双向循环意识。不仅要看到外来经验的“冲击——反应”，更要看到我们的作家是如何将外来经验注入创作之中，最终实现对其的真正“内化”的。而这种“内化”的产物，又将如何为外国的写作者和读者所接受。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楚则从自身的阅读经验出发，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对余华、苏童、莫言为中心的“先锋作家”群体创作的影响为切入点，将外来经验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具象化。在他看来，福克纳首先从“地域构建”上深刻地影响了三位作家，这种基于故乡风貌与精神骚动的地域虚构启发了他们对故乡的深入关照；其次他认为福克纳对“家族故事”的迷恋也在余华、苏童和莫言的小说中得到了某种传承和张扬。最后他还指出福克纳常用的脱胎于音乐结构的复调叙事，在余华、苏童和莫言，在小说的叙述方面继承了福克纳的技巧，尤其是对复调结构的使用。

作为形塑当代文学生态的主要力量，新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及其演进轨迹也是与会专家们重点关注的议题。华东师大朱国华教授敏锐地察觉到较之既往时段“理论”与“创作”的紧密互动，当下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却呈现出“渐行渐远”的趋势，指出对这种趋势的内在动因的深入探索，于我们认识新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内在演进具有相当的意义。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则主张从微观视角切入当代文学研究，以求明察其内在肌理，深入发掘当代文学中的“真问题”与“新答案”。

也有专家从当下批评屡见不鲜的“能量乏力症”出发，指出重新发挥批评“干预现实”的功能，必须回到批评的“原点”和“初心”。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就指出批评有必要克服“学科”带来的焦虑，避免用学术逻辑完全取代审美感知。在他看来，批评的发展一方面要注意与当下现实问题对接，即批评的及物性，不能太书斋味、太知识化；另一方面在借鉴和运用现代后现代理论时，要警惕其中的“非人化”倾向，将着力点放置在以实体性为表征的人身上。上海报业集团王雪瑛编辑则认为文学批评必须关照现实，同时要兼具文学史研究与及时性阐释双重视野。唯有兼具关注现实，及时性阐释，文学史视野的文学评论，才能兼顾作家作品研究和对整个文学生态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和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理论资源，对七十年以来的文学发展的形态与路径影响深远。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完善与深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而文学理论教材体系是这种历程进程中的突出成绩。他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例，对该教材是如何在文学观念、文学话语范畴、文学经验、主流意识形态、现实实践等多种维度有意识地推进马列主义本土化的系统建设，进行了极为细致的阐释。上海大学曾军教授则提出了“新中国文论”的概念，在他看来当代中国文论七十年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个人话语、群体话语的具有国家话语性质的文论形态，可以被命名为“新中国文论”。

共和国所走过的七十年历程中，文学创作与批评如何协作以互相成就，又如何产生种种冲突，也是与会专家和作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们有的从新中国的典型文学事件入手，有的则以自身的创作经验为出发点，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多元化的阐发。中国传媒大学张鸿声教授以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在共和国初期文坛的坎坷命运为例，阐发了文学机制是如何对作家的日常性叙事进行约束的，进而以此为基础勾勒共和国初期文学批评的作用与特征。著名散文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晓枫则以自身的散文写作经验为起点，细致地比对了不同时态下，散文形态、内容、侧重点的更迭，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阐发时态与文章体式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上海实力派作家路内则以自身的创作经历，全景式呈现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互动过程，为我们了解两者之间的微妙关联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