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内部来看，杭州西溪一带的地理态势、气候、风物都非常真实准确地融入《水浒传》。

先举几个地理方面的例子：

第一，宋江平方腊打杭州，主要的战斗是西湖一战和西溪一战。他的大本营就在皋亭山，他的水军渡过京杭大运河，经过西溪古荡，翻过桃源岭，一支部队入驻灵隐寺，另一支部队就驻扎在西溪“古塘深处”，古塘就是现在的古荡，“古塘深处”就是现在杨家牌楼交芦庵一带，与灵隐寺隔着一个很小的山岭，叫石人岭，这就形成驻军所谓“掎角之势”，说明水浒作者对这一带地形很熟。

西溪交芦庵附近，即《水浒传》中描写的“古塘深处”一带水域。图片来自《西溪与水浒》一书。

第二，宋江在西陵桥祭奠张顺，东面正好对着涌金门。方腊的部队得知宋江的行动，派出两路军兵，南路沿南山路，经定香桥，准备北转杨公堤，到灵隐路而东，与沿北山路向西来的北路军会合捉拿宋江。宋江早有准备，预先派了部队，一支在定香桥与方腊军拼杀，另一支部队在保俶山北麓、松木场一带埋伏，这些方向路径详细而又准确。

还有《水浒传》写了菜市门，它在杭州城东偏北，鲁智深和宝光国师邓元觉只是步战了一场，因为那里是菜地，土质松软易陷，不宜大部队作战。《水浒传》中也称“茫茫荡荡，田园地段”。所以宋江打杭州主要的战场就摆在西溪地区古荡一带，因为这里地形开阔干燥，马军可以跑，陆军可以运动。宋江打杭州，在西溪地区就安排了六次战役，先后牺牲了郝思文、徐宁、索超、邓飞、鲍旭五位将领。所以西溪地区的战斗是整个杭州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也是最为主要的。据此，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作者对杭州西溪一带了如指掌，他是完全根据杭州实在的地形布置战略部署的。对照一下，宋江的部队从北边来打方腊，到淮安的时候，淮安的官员告诉他：前面就是扬子大江。扬子大江就是长江，其实淮安到扬子大江有三四百里路，说明水浒作者对江北的地形是不熟悉的。

再来说说气候。《水浒传》里对西湖的描写有八个字非常有名：“水色拖兰，山光叠翠”。水的颜色一片碧蓝，西湖的西、北、南三面有山，在春末夏初，一层层碧绿地叠上去，八个字把西湖的风光写得非常传神准确。北方景色的描写也举个例子：林冲雪夜上梁山，从沧州到梁山，步行起码半个月，路上下大雪，梁山这个地方的河流理所当然会结冰，黄河也都是结冰的，但是在他歇脚的朱贵酒店里，酒保对他说，你上梁山要坐船。第二天他就坐船进去了。这就莫名其妙了，滔滔的黄河也结冰了，怎么梁山的小水港还能坐船呢？这也说明作者对北方的气候物像是不熟的。

第三个是特产，梁山英雄打败北宋朝廷的官军之后，在山寨聚餐庆功，其中有一种水果是枇杷。梁山是没有枇杷的，西溪有枇杷。作者很可能把西溪的物产“移”过去了。还有《水浒传》中，梁山水泊和青州附近的二龙山有很多苦竹枪，那里天寒地冻，不产竹子，最多是庭院里栽培些小竹子供观赏，而西溪有苦竹，作者也很可能为了艺术描写的需要，将苦竹“北移”了。再者，吴用智取大名府，在发动总攻之前，先让时迁扮成一个提篮小卖者，潜入翠云楼放火，时迁篮子里装了一篮火药，他怕暴露，外面就用一种“闹鹅儿”插起来，这个“闹鹅儿”就是杭州西溪一带妇女头上的饰物，主要是在元宵佳节之际，妇女用来插戴的，北方没有，这也很可能是作者从杭州西溪“移”过去的。 

西溪湿地的枇杷树

在《水浒传》中，杭州西溪一带还有不少方言土语也被“移”了过去。比如“儿尾词”，帽儿、鞋儿、竹篮儿等等。有的人会说“儿尾词”字北方也有，但是北方的“儿尾词”不带音节，西溪的“儿尾词”带音节，它是西溪一带特有的，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它使用的范围很小，大致只限于西溪北面十数里的三墩镇，西南面十数里的转塘镇，东面只限于杭州城郊乔司，南面只限于钱塘江，大致就是杭州(武林)城郊。

凡此种种，充分表明，《水浒传》作者只有长期生活在杭州、熟悉杭州才有可能。

水浒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替天行道”的思想。这个“天”不是天空的“天”，而是一种具有人格力量，能主宰人间万事的“神”。“道”是合情合理的话、合情合理的事。

结合《水浒传》的实际描写，“道”具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内容。经济方面，梁山的英雄，从外面拿来财物之后，有一半存公用，其他大家平分。不管你出身如何，都是平分，这就是内部的经济平均。在梁山外部，经济平均就是“劫富济贫”。政治方面，在梁山内部，没有“帝”“王”之类象征特权的职位，而一律以兄弟相称；在梁山外部，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替天行道”，是对传统上“等贵贱”、“均贫富”以及“侠”之类意识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封建社会里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的不满，是一种相对平等与相对平均的企求，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这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我们今天讲积极扩大民主，扶持贫困地区，从深远的思想渊源来看，有相通之处。

钱塘施耐庵用这样的思想来写梁山英雄是非常不容易的。自古以来，钱塘一直是比较先进的城市，北宋的时候，杭州是东南第一州，北宋灭亡后到南宋，大量北方的文化人逃到杭州来，杭州人口从90多万增加到190多万，不仅是全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样的大城市，发达的工商业，孕育了施耐庵先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