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9日上午9:00，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太炎讲堂系列讲座于恕园23号楼2楼数字人文实验室举行，讲座主题为“书映国运：《永乐大典》六百年聚散流转之谜”，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项旋主讲，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马学良，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张玉亮与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琚小飞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在回溯《永乐大典》研究经纬的基础上，探寻《永乐大典》的编修动机、正副本庋藏流散、清末翰林院被焚等一系列历史谜团，并聚焦于《永乐大典》都总裁——“两脚书橱”陈济、嘉靖帝重抄副本史事等相关典型案例，呈现出《永乐大典》聚散流转过程中鲜活的历史细节，具体则从三个方面展开讲述。

首先，项旋老师概述了《永乐大典》的沧桑六百年与新时代的浴火重生，指出《永乐大典》不仅仅是一部大书，也是明清国家兴衰的缩影和见证。《永乐大典》成书至今600余年间的聚散流转堪称一部传奇，亦有不少历史谜团有待世人解开。其后项旋老师将视野转向永乐盛世与《永乐大典》的编修背景。明成祖朱棣开创“永乐盛世”，不论是迁都北京，还是郑和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等，都彰显了永乐时期的盛况。进而指出“国运昌则文运兴”，朱棣编修《永乐大典》之初心，并不仅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更是延续了“盛世修史”之历史传统。历代统治者常以搜集典籍、编纂图书的形式，彰示其崇尚文治的政策，而在国力强盛之际进行大型图书编纂，则是延揽人才、昭示正统的重要手段，今人应从更为宏大的视野去理解这一问题。《永乐大典》正式成书经历了若干阶段。明成祖即位之初，令解缙等人修书，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囊括其中。一年后书成，初名《文献大成》，但朱棣因其“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敕命姚广孝等重编，并于永乐五年（1407）定稿进呈，明成祖亲自为序，赐名《永乐大典》，至永乐六年（1408）正式成书。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其编纂过程中动用了巨大的人力，可谓“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但这一具体数据目前尚难精确统计，从《明世宗实录》《陈公济行状》等史料看当时的参与人数约三千人较为接近实际，且人员在不断的动态流动中，如明人所言：“三千人修大典，终其事者八百人。”《永乐大典》编修过程中设监修、都总裁、总裁、誊录及圈点监生等，任务分工明确，充分发挥个人专长。项旋老师结合《典籍里的中国》所呈现的陈济事迹，补充了大量原始史料，着重强调了以布衣充任《永乐大典》都总裁的陈济在《永乐大典》成书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所谓“天下文学之士预在馆者三千余人，皆倚公为重，遵成规弗违”，“济实总裁之”。

其次，项旋老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解读了《永乐大典》正本消失、《永乐大典》副本流失两个历史谜团的来龙去脉及学界最新研究动态。一方面，总结了《永乐大典》正本去向的主流说法，包括藏于皇史宬夹墙、藏于嘉靖帝陵墓、毁于万历朝宫中大火、毁于明末紫禁城大火、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等。张忱石先生《永乐大典史话》判断的“正本大概仍归藏文楼或文渊阁”，为探讨重录后的正本去向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另一方面，项旋老师还原了嘉靖帝重抄副本史事和细节，呈现了副本署名页丰富的历史信息，认为这些信息是判断正副本、录副人员流动的重要依据。而后重点陈述了嘉靖副本的流散史。

最后，项旋老师回顾了民国以来《永乐大典》副本的著录与回归历程，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社会各界人士的艰苦卓绝努力下，《永乐大典》重获新生。通过海外送还、藏家捐赠、仿真影印等途径实现回归与再造，见证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守护瑰宝、传续文脉。

讨论环节，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马学良补充说明了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以及明内府朱丝栏抄本的相关内容，对《永乐大典》左上角的书签制作进行介绍，指出书签颜色并非由染料涂抹其上，而是用蓝、黑、黄三种颜色的绫层层铺陈。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张玉亮则从出版的角度介绍了中华书局出版《永乐大典》的历程。现场气氛活跃，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