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8日，由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文献徵宋”——宋代文献研究青年同人工作坊在人文学院二楼数字人文实验室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成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苗润博、北京大学中文系杜以恒、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赟冰、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周佳、浙江大学中西书院于志霖、浙江大学中西学院杨朗、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琚小飞参会。与会学者就宋代文献研究的相关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会议共分为三场，分别由李成晴、苗润博、周佳老师主持，每场有三位学者作学术报告，另有两位学者进行评议。每场结束后，进入半小时自由讨论时间，学者们就报告内容自由发表观点。

第一场，由李成晴老师主持。苗润博老师作题为“再论宋真宗回銮碑的生成过程与景观意义”的学术报告，对河南濮阳境内文物回銮碑的生成过程及政治意涵作以考察。在复原文本内容、考证回銮诗的两次上石之后，指出回銮碑作为现存最早的御书御制诗刻在宋代御书石刻研究及古代石刻文献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而描摹回銮碑作为政治文化景观所反映出的宋代真宗、仁宗两朝政治文化图景。评议人从考证材料的选择与利用、相关理论的运用等方面作出评议。

杨朗老师报告题目为“从《宣和画谱·顾恺之传》看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一个特点”。通过考察《宣和画谱·顾恺之传》文本内容，指出其文字本于《晋书·顾恺之传》及《历代名画记·顾恺之传》，且以《晋书》为主，同时分析文献编纂处理方式，进而论中国古代画学乃至艺术文献的特点。评议人就讹误产生原因、史源考察等方面进行评议。

第二场，由苗润博老师主持。周佳老师以“宋刻本署名中的官衔题写”为题进行报告，并从经、史、集部分别予以考察。周佳老师指出，宋刻本卷首页署衔严谨，凡官修或经官方认定的著作，须署作者或领衔者在成书时的全衔；凡私人著述，则沿袭中古写本，或不署名，或仅署姓名，或兼署籍贯、字号，但均不带官衔。这意味着在刻本时代之初，书籍出版带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属性，署衔重在象征意味而非文字内容。评议人就研究过程中的规律与例外这一问题进行评议。

张赟冰老师作题为“纲目体生成史论”的报告，将纲目体的生成置于其历史情境下考察，重新探讨朱熹采用纲目体的原因，基于“任何著作不可能凭空出现，无不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与同一批同类著作相伴而生，也无不是在一定的文献脉络中承前启后”的观点，求其撰述宗旨，指出朱熹以得《通鉴》简本为目的，将司马光《通鉴目录》与《通鉴举要历》体例合二为一，形成《通鉴纲目》，此为纲目体的直接来源。随后通过爬梳文献，指出纲目体例为当时人常见读史方法的自然延伸，非朱熹独创。最后指出，纲目体的最终形成完善在于朱熹的体例自觉。评议人从《通鉴纲目》一书本身及其与纲目体的关系、朱子作《通鉴纲目》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情境等方面进行评议。

李成晴老师作题为“苏轼《闻骡驮试笔》文题释证”的报告，围绕“试笔”这一主题，从文献现象观察“文学史”现象，对文化背后的心理、风俗传统等予以关注。李成晴老师在报告中指出试笔为“感想萌生，即拿笔记录”，且范仲淹、陆游在其作品中亦存在试笔现象，重点在“书以自识”，关注生命意识、自述身世。评议人就“试笔”作为一种现象与概念的衍变进行评议，对主题进行了深化。

第三场，由周佳老师主持。于志霖老师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时发现，既有研究的共性问题在于普遍聚焦于武人群体，而对粟特平民动向的关注相对缺乏。因此，他以“《存留禅院记》的文本解读与五代宋初陇东地方社会的族群秩序”为主题，依据甘肃省镇原县出土的《周显德二年（955）五月六日存留禅院记》碑，从基层民众的角度观察沙陀系王朝建立对陇东地方社会族群结构及其权力秩序的影响。评议人从阐释视角、内容逻辑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杜以恒老师作题为“两宋《经典释文》传刻新探”的报告，基于文献分析及对现存版刻实物的考察与对比分析，总结出两宋时期《经典释文》的三种主要传刻方式及其特点，进而重新审视与建构两宋《经典释文》传刻体系，指出宋人对《经典释文》的重视与推崇远远超出既有认识。评议人在学术史脉络、写作逻辑、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琚小飞老师以“宋代文献所见‘夺官’问题考辨”为题进行报告，并从宋代夺官的运行方式、夺官与追官及降官的区隔、宋代夺官的制度性规定、夺官运行的政治效应四个角度入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宋代的“夺官”问题。琚小飞老师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宋代官员黜降刑罚中的夺官以官员的“官阶”为追夺载体。元丰改制前，夺官与职事官叙迁次序紧密相连，元丰三年“以阶易官”后，针对官阶的追夺，自寄禄官等级逐阶降低。而在宋代军事体制中，“十分法”是对逃亡士兵比例进行夺官的细致规定。实际上，夺官是控制官僚队伍、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途径，维系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平衡。评议人从理论运用、材料择选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各位学者各抒己见，创见迭出，现场气氛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