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6日，“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问题和可能”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华北饭店举行。本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海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新华文摘》杂志社、《文艺研究》杂志社、杭州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高校以及期刊社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由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斯炎伟主持。斯炎伟教授介绍了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他们在百忙之中莅临会议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指出了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也召开了不少，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推进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寻求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新的可能。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代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和文艺批评研究院致欢迎辞，介绍了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本情况，认为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活动正多头并举，不断向纵深地带推进，呈现出特有的学术活力，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就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第一场研讨会由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主持与评议，吴秀明、李继凯、何言宏、何平、陈汉萍等专家先后发言。浙江大学教授吴秀明针对文学史写作停顿与低迷的状态，指出现行文学史多为集体编写的通识型教材，难免有同质化与平庸化的不足。他提出“史论型”与“星座图”两种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可能，并对其实践路径作了论述。前者融入与专业化有关的现代理论、思想史及文化史，强化编写者的学术思考，压缩过多的知识性介绍；后者从本雅明的“星座”这一文艺批评概念出发，强调将文学史从原来的因果表达转化成空间的、横向的组合，或将编者的话语转化为文本内外的众声喧哗。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继凯提出，文学史的书写不仅可从时间、国别、区域、文类等出发，还能从跨学科的角度切入，将书法与文学结合起来写作文学史。书法不但是文学的重要题材，从学理层面来说，书法还是文学的外化。书法和文学也都是书写的产物，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都是艺术化的书写，二者相通，本为一体。“文”与“艺”相结合的书法文学史，可形成一种立体的、多维度的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当前文学史写作存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文学文化”作为一种引领性的文学研究方法，把文学视为更为开阔的文化事件，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边界，是文学史写作取得突破的方法之一。从“文学文化”出发进行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要以中国自身的文学创作为导向，对中国问题有充分的切身感，同时注重个体文化的多样性与完整性，从而打开未被阐述的文学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指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形成了文学史的断代和分期，但事实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及其立场与标准，不断以各种方式进入到这一时期的文学，影响着文学的组织与生产。由此，文学史应当整体性地而非选择性地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逻辑，关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文学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陈汉萍聚焦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断裂与关联问题，认为当代文学史本身存在不少断裂点，关键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叙述这些断裂点，这关乎文学史观问题。她结合当前学术前沿，并列举了洪子诚、董健、汪晖、王德威、王尧等学人在这方面的探索，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可能要在关联与承接的问题上更多地做一些工作，用某种总体性的史观把文学史联结起来，尽管这种史观目前来看似乎还处在讨论阶段。

第二场研讨会由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主持与评议，钱文亮、刘复生、张均、陈奇佳等学者先后发言。上海大学教授钱文亮认为，洪子诚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探索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在当代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学”之后的状况，也对文学史的认识装置进行了反思。这种意识使他能够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中兼顾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史料选编的专业性与问题意识等，这为当代文学的学科积淀提供了方法论动力。海南大学教授刘复生聚焦于洪子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写作，认为洪子诚的文学观围绕社会与个人关系这一主轴而展开，对其文学观的理解不能忽视全球范围内五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及其自我批判与修正。基于个人性情、历史代际和成长经历等因素，洪子诚对体制化、组织化的革命文学持有一定程度的疏离，而其宗教思想和俄罗斯精神传统代偿性地补充了体制化的革命文学所流失的成分。中山大学教授张均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一直呈现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彼此疏离甚至断裂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文学史家难以找到一种可以有效处理70余年文学连续性的阐释框架。“以‘新中国’为方法”或是一种可取的探索，即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内在于70余年新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之中，二者之间呈现出辩证互动的关系，据此可以重建当代文学叙述的连续性。浙江大学教授陈奇佳归纳了“网络文学能否入史”的四种观点，提出受众广泛并且与当下文艺生产有着深层互动的网络文学应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但需要处理如何克服作品体量庞大、外部资本影响、对象的选择及国家意识形态介入等难题。网络文学入史需要谨慎，既要以艺术与审美等为标杆，也要考虑其突出的产业性、接受面等因素。

第三场研讨会由中山大学教授张均主持与评议，姚晓雷、李遇春、武新军、王秀涛、李松睿等学者先后发言。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姚晓雷提出了当代文学史家在写作时所面临的限度问题，认为“40后”“50后”的文学史家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导者，他们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影响着其文学史视野，文学史家应该持一种与历史和解的态度介入写作。他提出了“开国文学”的历史叙述框架，并对在这种大框架之下的文学史写作的心态、路径与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武汉大学教授李遇春回顾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范式之争，辨析了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利弊得失，指出学界在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时，需正确处理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走出“历史化”与“文学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融合中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河南大学教授武新军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要有开放的整体性视野，文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与传播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叙述的一种新视角，文学作品的跨媒介改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的走向以及文艺作品的艺术特征，通过了解文学作品跨媒介改编与传播过程，接受者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文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理解文艺在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秀涛指出了十七年的文学史并非一种“讲故事”的文体，阐释了“讲话事”在当代文艺普及过程中所具有的文体优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新故事创作和“讲故事”运动的兴起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和政治实践，是工农兵的“知识化”在文学领域的尝试，它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产和阅读方式。《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李松睿探讨了当前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一个难题，指出目前青年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陷入一种“文学研究+”模式，文学研究缺乏整体感，也缺乏前代学者对历史的那种切身体验以及书写历史的责任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通常只局限在某个细分的领域里，与当代文学史知识的建构呈现出两分的局面，很难对接到文学史的写作之中。

第四场研讨会由河南大学教授武新军主持与评议，李跃力、袁洪权、赵卫东、刘杨、斯炎伟等专家先后发言。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跃力从“记忆的转向”切入当代文学史叙事的观察，揭示了文学史叙事转变的原因以及考证材料真伪的意义。其中有关记忆的存放与取回、记忆如何重构历史、如何面对错误的记忆等论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袁洪权从版本研究的个案入手，聚焦回忆录中的细节性问题，由此延展开来，对如何处理回忆录背后的叠影问题、健在者如何通过回忆文字认识自己的问题以及文字的规范化处理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浙江工商大学教授赵卫东聚焦如何建构当代文学史的统一性的问题，强调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绕不开历史理解和文学理解，提出在当代文学史叙述和当代史叙述间建构联动关系的重要性。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杨指出，文学批评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的知识生产，批评家通过概念命名与阐释，对文学史的构建产生了即时影响，然而这一过程常缺乏深度的历史省思。在“经典化”的焦虑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往往受限于同代批评的认知框架，从而影响了对文学现场的客观呈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应激活当代文学史的阐释学循环，而非急于固化现有的知识架构。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斯炎伟认为体制性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特质，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的编撰能呈现当代文学这一特质。编撰当代中国文学会议史的难题之一，在于发掘文学会议发生与流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内在逻辑，不同历史阶段文学会议在性质、功能、组件与运作等方面的区别，以及它们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跃力作会议小结。李跃力首先感谢了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认为整场研讨会紧凑、高效，规模小但学术含量高。他高度肯定了本次会议的会制设计，保障了与会专家能够充分、集中地探讨问题。李跃力把与会专家的发言概括成三个层面的问题，即文学史观的问题、文学史的范式和方法问题、文学史的格局和秩序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作纽带，串联起每位专家的发言，且对他们的观点作了精准而专业的提炼与评议。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