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下午6点30分，由人文学院主办的太炎讲堂“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下的国家与地方”系列讲座“告别诸神：反‘迷信’与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双重反观”于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恕园23号楼312教室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洁老师主讲，人文学院徐杨副教授主持，历史系陈明华老师和众多研究生、本科生积极参与。

晚清时期，迷信成为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障碍物。“反迷信” 如何使得民间信仰作为国家灾难和旧秩序的双重象征进入论说“话语”及至参与“国家”建设？这种论述又是怎样依据“理性”“启蒙”与构建新道德的交互辩证而实践对民众日常世界的重构？在“迷信”成为自明的被改造对象过程中，作为历史与传统的承载，民间信仰如何反观对应这种被论说、被改造的命运？伴随着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沈洁老师主要通过对以下三点内容的详细阐述，向同学们分享此次讲座。

第一点是现代的开始与反迷信问题的提出。针对反迷信问题的提出，沈老师首先追溯了“迷信”一词在本土语汇中的使用，例如《礼记》中的“淫祀”与《周易》中的“神道设教”。到近代早期，常用语汇出现了从“淫祀”到“迷信”的转变。但最初对于“迷信”的批判并非由于其非理性，例如戊戌时期反对迷信的理由仍是“靡费”“妨碍风俗和人心”；而之后随着“迷信”成为启蒙者和现代主义者批判的对象，该词逐渐具有“精英主义论述批判民众精神世界”的现代意义。

第二点主要关乎“反迷信”话语及其现代起源。首先，沈洁老师指出不必去纠结“迷信”最早的词源和语源。我们历史学重点要探究的是从词语诞生，到零星出现，再到中国社会大量、普遍地接受和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连带的思想与社会的变动。从唐代到明清，“迷信”这个词的应用是比较少见并没有指向上层文化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到19世纪末，使用比较多的词汇仍然是“淫祀”“愚迷”“愚昧”“迷惑”“迷惘”，此时“迷信”仍然是形容世界观、与宗教相联系的中性词。进入20世纪，“迷信”一词的使用渐渐普及开来。1903至1911年，国内出版的新期刊中也开始大量出现“迷信”一词。1905年的《论革除鬼神迷信之法》中，将“下流社会之迷信”看做国家贫弱的根源，“反迷信”的典型现代意义就出现了。从新名词的大量普及，可以看到新思想的演进。其次，介绍迷信的现代意义以及分疏，关注“迷信”以什么方式进入近代中国，辨析了“迷信”与“正信”、“迷信”与“法术”的区分；最后，介绍“反迷信”话语的多向度指陈，涉及迷信对于中国人智识进步的阻碍，迷信与神权联系在一起对“国家思想之弱”的影响，伦理层面中迷信涉及的“道德思想之亡”。

第三点是在“现代”与“现代性”的内在分裂的问题中，沈老师论述了批判迷信的思想工具是舶来品，它自身存在着深刻的认同危机。现代民族主义以科学作为武器打破宗教和神学，但19世纪末在中国的传播中，它与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并裹挟在一起，科学存在被过度主义化的弊端，这和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在“反迷信”的统一话语表象下存在着内在差异，例如激进民族主义者认为“宗教即是迷信”，制度性宗教的信奉者则是“只反对民间信仰，不反对宗教”，而民俗学家群体是“以温和的文化主义者”形象进行迷信研究，此外还有政治主体、权力实体对“反迷信”的不同认识。最后沈老师指出，迷信并不是一定不变的东西，思想的形成、传播及其社会展开处在一个被不断形塑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