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7日晚上，人文学院太炎讲堂“比较视野下的制度与思想文化”系列讲座于恕园23号楼314会议室顺利开展。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副处长、数字人文研究院副院长胡恒教授，作题为“量化数据库与清代人事制度研究”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陈兆肆教授主持，林航、徐杨、琚小飞、刘宏焘、张赟冰等老师及研究生、本科生50余人参加。

胡恒教授首先提到，近年来，“数字人文”这一概念于学术领域中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热议。在史学界，关于“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意义尚在争论中，对此，我们要抱持“历史性”的态度。追捧与贬抑，既是对“数字人文”前景的伤害，也是对自我学术天地的限制。

本次讲座以“数字人文”为核心议题展开探讨，主要从以下五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展开论述。首先，清代人事制度研究为何需要重视量化数据库？胡恒教授认为有以下五点：第一，新时代清史研究发展的需要。第二，当代政治史研究成果众多，但实际上起步较晚，又逢社会史等眼光向下的倡导，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困境；第三，当代“方法论”的困境，枯燥的材料，陈旧的议题，僵硬的解释，日趋边缘化；第四，史料规模膨胀对历史资料占有和史学解释带来的挑战。第五，“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的机遇与挑战。针对最后一点，胡恒教授提到，官僚政治史的研究需要构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复杂系统，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研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长处，也需要引入计量分析等工具，将微观分析与结构思维有机结合起来，史实考证、历史叙述、理论自觉都可以容纳进来，也许可以带来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意，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后半段和近现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优势所在。“数字人文”正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新方法。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样本数据库建成后，至少在以下重大问题上提供新的研究可能：第一，对官僚结构的整体计量分析，探索官僚体系的动态变化，研究王朝兴衰的规律；第二，官僚政治的空间分析；第三，官僚系统流动性研究；第四，政治网络分析。

第二部分，胡恒教授详细介绍了目前有关清史的数据库情况。关于目前清史数据库，如《清代职官数据库》、《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库》、《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有其长处，也还存在一些不足。胡恒教授介绍了自己正在主持的“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地方志”，可在一定程度上《缙绅录》等数据库的不足，与之相互呼应，形成支撑，提供一份清代各种类型官员任职的全记录。不过，地方志数据库在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难点：第一，体量庞大，涉及约七千部地方志；第二，官员信息庞杂，存在较多漏载、错误之处，非单纯录入信息，需要同期进行甄别并考证，需要整理人员具备较高的史学素养；第三，国际合作队伍的沟通、跨学科的磨合，均需要在项目进行中逐步解读；第四，补充清代选官任官文书、履历档中相关数据，工作量不小。

第三部分则是围绕“量化数据库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展开。胡恒教授提出，第一，量化与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尝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结构性思维。第二，有利于空间分析与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历史是在时空中运行，而历来学界多关注“时”之流，有些漠视“空”之在。其实，空间正是历史的载体。利用数据库所具备的海量数据整合，史学研究得以突破传统文本分析的时空桎梏，构建起以空间为枢纽的立体化分析范式；第三，有利于人物信息的挖掘与关系网络分析。

量化数据库给清史研究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但同时它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如处理欠妥，可能会造成新的资料鸿沟。在讲座的第四部分，胡恒教授简要介绍了量化数据库的争论及其研究边界。第一，定量方法能否提出新问题？第二，方法论上，微观与宏观的机制不同，无法互相否定；第三，如何更好将量化数据库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进行融合？以上问题都需要学术界进一步审慎思考与深入探究。最后，胡恒教授针对量化数据库与清代人事制度研究的未来前景作了自己的设想。他期待，未来，全样本数据库能够真正建立，AI+清代人事信息能够集成，能够从多源量化数据走向历史模拟，以此打造一个集时空数据为一体、承载该时段历史研究核心文献资源的综合平台，进而可以全面模拟再现1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实现数据集成、项目集成、产品集成，并将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科研合作融入其中，构建全球数字史学网络体系。最后，胡恒教授就如何激发史学想象力、如何深度利用和挖掘数据库等问题，与师生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

本次讲座，胡恒教授既展示了自己相关方面的扎实研究，同时也不吝将多年来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分享给大家，正所谓“鸳鸯绣成凭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本次讲座，让广大师生看到利用量化数据库进行制度研究的广阔前景，同时也在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收获良多。讲座最后在与会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